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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科學與《易》道精神

2018-01-12

宋開之

一、《易》科學的可能性


在《易》學研究過程中,明顯地呈現出兩種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態度或取向:一種觀點認為,《周易》乃中國古代無所不包,且極其完備的科學典籍,甚至認為它已經具備了現代計算機原理、突變論的數學結構、遺傳密碼的排列等等,并斷言:若以《周易》所架構的科學理論及思維方式為基礎,

中國完全可以發展出最先進的現代科學技術,而與西方媲美;相反的觀點則認為,《周易》乃古人之偶想所得,與游戲無別,其本身并不具備任何科學性,它的思維方式的出發點也與現代科學不相容,而今人將其與各類現代科學進行牽強比附,實屬荒唐、虛偽。


筆者以為,此兩種極端的態度并不能正確地引導人們對《周易》進行積極而合理的研究。誠然,《周易》的經辭本身并不具有現代科學意義,更不能由此而推導出新的科學發現。但簡單地否定《周易》對科學發展的影響,也是不正確的。

且不說世界范圍內不少科學家在“易學”的啟發下成功地推出一些科學原理,即于古代文明的發展來看,《周易》也有其值得肯定的地方。可以確切地說,《周易》奠定了“中國古代科學”(它不同于起源于古希臘哲學和近代實驗主義的近代科學,實際上命名為道學更合適)的最基本的概念體系和解釋原則。《周易》匯集了中國古代科學的精髓,在中國文化塑造與形成上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然而應該指出的是,《周易》本身不是科學,至少它不具有現代科學的性質。即使在古代,《周易》既沒有形成較為規范性的古代科學原理,也沒有轉化成和演變出任何具有應用性的古代技術,更不要說現代科學了。科學只是人類諸多學科里面的一種,而通往真理的學問,有很多種。《周易》不是科學不會自掉身價。


對現代科學研究的準確定位,不僅取決于對待其文化遺產的態度,更重要的還要用科學的方式、方法和思想意識去研究其文化遺產。因此,《易》科學或“科學易”的可能性,可以有兩種理解,這兩種理解彼此不同:第一種理解,根據研究的方式方法、邏輯架構、學術背景、思想前設等的不同,可以形成對《周易》的不同解釋理論,如《周易》內丹學、《周易》養生學、《周易》預測學等,這些即形成了不同學派、不同興趣、不同時代的“周易解釋學”,無疑是《易》科學的主流。 雖然這些科學的性質并不是《周易》本身固有的,擬或這些解釋、指導的理論是否科學,仍需證明,因為它們在很大程度上已滲入了解釋者的主觀因素。

《易》科學是研究《周易》的,是解釋《周易》(從不同的學術背景出發,有的重社會背景,有的重人文,有的重心理,有的重宗教等等)而產生的多種多樣的關于《周易》的理論,這些理論形成了若干年的“周易道學史”。新的研究方法的發展,新的科學、新的思潮的出現,都有可能產生新的“周易科學”。


“周易科學”是研究《周易》的。它以《周易》作為指導科學的源頭理論來,關心的是《周易》的普適性真理,而并不關心《周易》本身是否屬于“科學”這門學科。這一點就像宗教學一樣。宗教科學是研究宗教現象而形成的理論體系,而宗教本身是不是科學并不重要。中醫的道理也一樣。中醫本身可能并不符合諸如解剖學之類的科學定理,因可能是非科學,但并不妨礙中醫實踐上的有效性和理論上的真理性。

因此,“周易科學”并不是通常意義的科學,它是一種指導哲學,一種思想和觀念的匯宗升華。


第二種理解與第一種理解相反而又相承。“相承”,乃因它可能是第一種理解的結果,即對《周易》的解釋、研究可以得出《周易》是科學的結論。“相反”,是說這種理論在于判定《周易》的科學性,在于找出《周易》哪點上或哪一方面與現代科學產生聯系,甚或在哪方面直接產生了某種科學或某種思想(如說《周易》發現了二進制,說《周易》包含了物理學的互補性原理,如此等等)。這種理解直接把研究者帶向了“尋寶”之路,即將現有科學與《周易》可能具有的某種思想進行相應的比附或類推,試圖找出《周易》中的相關科學,有時為了說明科學發現的普遍性或拔高中國古代科技發展水平,不得已而牽強附會,久而久之,《周易》幾乎成了現代科學的百科全書。這種做法在一定程度上違背了科學研究的原則,犯了主觀隨意性的錯誤,這對科學研究極為有害。

一般說來,社會歷史學的理解容易產生前一種《周易》科學,而自然科學史的理解容易產生后一種《周易》科學。但是,要建立后一種意義上的《周易》科學,絕非易事。


科學地審定《周易》可能包涵的某一或某些科學思想及科學原理,而不是把它看作一部科學百科全書,任意牽強地導出各種所謂的科學原理。這就要求我們對古人認識和思維特質的深切了解與把握,至少要了解古人能夠思維什么和已經思維了什么,以及所達到的水平,如果超越古人實際認識和思維的水平及領域,我們又能于其中發現什么呢?即使我們假以諸多的邊界條件,問題仍然得不到解決。這也許就是《周易》以降的諸多后學者失誤的地方。

他們不是就《周易》本身所涉及的領域而科學地展開研究,卻隨意生發,比如孔子晚年得《易》而喜,孔子喜《易》幾何?此事不得而知。兩千多年過去了,那么多致力于《周易》研究的人,創造出許許多多的人間奇跡,為什么視而不見?這可能因為研究者對《周易》科學性的定位不準。定位不準就導致研究無從下手,使研究者多從個人的經驗和興趣出發,而牽強附會地架構自己的思想體系。這不僅脫離了《周易》實際的思想內容,而且與科學的要求也相去甚遠。


舉例:從氣象學角度來看《周易》,他所包涵的科學性是什么呢?依據當時人們的生活實踐及認識水平,《周易》更可能是一部氣象變化圖——“爻”是“卦”的基本單位,而“卦”是“周易”的主要材料。“爻”有陰陽之分,“陽爻”為“一”,“陰爻”為二(即多數之意),也就是“天一”,“地二”(或“天一”,“地多”);天象的變化就在于“一”的疊加,反映了云霧的多寡;“地多”則為天象的變化對地上事物的多樣化影響。這種理解基本上是符合氣象變化的客觀事實的(由“陽爻”和“陰爻”的契合來反映天氣的變化,由此而演化出六十四種天氣)

另據中國古人的思維特征和思維高度,對天象的解釋往往滲入人的直覺靈感,并以天象同人事相類比,從而形成了“天人合一”、“天人感應”的宇宙模式(“天一”不僅論證了王權的至高無上,也說明了“仁”、“德”的純潔性和唯一性)。由此可見,這種觀物取象的做法既符合原始氣象學發展的一般規律,也是人們生產和生活的實際需要。而其中所包含的科學定理也就在于這種觀物取象的方法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有效地揭示事物發展變化的規律,以及這種認識在實際作用中達到了怎樣的結果,它在哪些方面能給我們一個怎樣的啟發。


實際上,《周易》所構建的氣象知識體系由于其“傳辭”的人文性,在后學者中氣象知識已經不居主要地位,而突出了“以德配天”或“天人感應”的人文知識和道學思想成份,由此《周易》的科學性也就讓位于道學性。所以,我們研究《周易》必須從兩個方面入手:一是《周易》的科學性(但這并不是說《周易》就是科學);二是“易學”的道學性。研究其科學性就要剝離其人文主義的無關部分,并加以現代科學知識的疏導;研究其道學性必須將其放在伏羲、黃老、中醫、丹道等同類背景,以歷史的視角做整體研究,并對現代科學進行創造性指導,以達到古為今用。


二、《易》道精神


《易》之為學已成為學者們的普遍認同,所謂“學”,即學《易》之“道”———就《易》所包涵的“道”、“理”而伸展開去。有人比較偏頗,如嚴靈峰先生所說:“就《周易》的經辭本身來說,并沒有什么意義,唯有`經傳'才有學的價值。”這是不對的,學《周易》,必須著眼全體,并且立足傳統的應用(如中醫、丹道、太極等等),不要因為《周易》的卦象和系辭所受有所謂巫術和占卜色彩,更重要的是要從“道”的高度深刻理解“易學”的底蘊,即將《周易》和《易傳》及其后諸多應用連成一體,構建成“易學”的有機系統,成為中華民族精神的核心和價值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這種精神和價值就是《周易》所構建的氣化流行圖式的人文性質,即《易》道精神。

《周易》同時也是通過氣的本質、變化規律來揭示社會和人的本質及其相互關系。然而,不論《周易》所揭示的氣的性質是否能夠被現在的科學儀器檢測到,它所關涉的人文精神,仍值得我們去研究和借鑒。因此,“易學”研究也就成為現代人與《周易》的對話,并依據我們現時的需要去理解它,去詮釋它。即以“《周易》的意義”而言,亦已體現了這種“經流變易”的文化底蘊和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


縱觀《易》道,其精神可以概括為“法則、合和、化育、至誠”四個方面。



1.法則


“法則”是《周易》創作的客觀依據,也是后學者研究《易》的原理,古人“觀物取象”制作“八卦”,其依據是自然規律,并依此推斷出人事的變化及國家的興衰,“道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所以,“紂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諸侯順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


因此,其后學者也必須以《周易》本有的思想內容為根據,以《周易》深蘊的精神為源頭活水。


這種思想的重要意義就在于做任何事情都要有法則和根據,而不是任意行事。“法則自然而為道,法則社會而為德”,這是古人行事的基本原則,所以說:“要順命行道”。古人成功的經驗也不少,尤其是周代商而興就是觀天時、察人事的結果。這同時也反映了一個時代、一個民族的意志和信念。而且古代中國的成功,與這種意志和信念是分不開的。成中英先生在其《唯變所適的易道與可持續發展的管理》一文中提到,中國當代經濟發展往往徘徊在成長過熱與成長停滯的兩個極端點上:“一放就亂,一收就死”,這種現象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缺乏一貫的法則依據,而僅憑行政意志行事。

法則的要求不僅是立法的邏輯性和科學性,更重要的是執法的堅定性和公正性,《周易》的制立和《易傳》的精神皆體現了如此道理。



2.合和


在易學史上幾乎所有有成就的學者,皆提到了《易》的合和思想并進行了較為廣泛的研究,這無疑說明了《周易》合和思想的重要性,這是符合客觀實際的。古人“仰觀俯察”所看到的大自然是包羅萬象且完美和諧的,這恰是人類社會參同的原則。因此,它要求人們亦同大自然一樣,不僅要包容它物,也要包容他人。如此,才為善道而利通。所以《象傳》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地勢坤”即陰柔含潤,寬容大度,可容載萬物,此乃君子之德。所以“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子曰:子居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其邇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言行君子之樞機;機之發,榮辱之重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 “在陰”即為謙柔,是善為之道。有此德才可與人合。由言善至行善,既是君子的本質,也是成為君子的必要條件。


君子在古代就是那些德高望重之人,兼國家和民眾的管理和領導之職,其陰柔之德便是與人為善,廣納博采,合和生利。所以“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君子的包容之德不僅占有人和之利,也有其物質之利。考慮到“亞洲四小龍”的成功經驗,不能不說此一易道精神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也許是“墻內開花,墻外香”吧,這種精神被“亞洲四小龍”成功嫁接到其現代化的建設中,形成了他們特有的“團體精神”。近來東亞的金融危機,韓國人所表現出來的民族意識和愛國精神,令人可敬可佩。

《系辭傳》著力闡述了“合和”思想的基本內容和重要意義,所以,從現代化的角度看,合和精神也就是要建立一個廣泛的合作關系,積極吸取世界各國有利于自身發展的因素。在內部建立良好的溝通環境,充分發揮民主和法制的作用,調動每個公民的積極性。因為民主更具有包容性質,在民主和法制的基礎上才能坦陳其言,坦誠相待,做到真正的合和。因而也就更有利于參與世界經濟的大循環,形成良好的世界大環境。


3.化育


化則變通,育則功成,化育亦是《易》道精神的重要方面,它包含生、化、變、通、時、位、中、正等的發展思想,“生生之謂‘易’”已揭示出了《易》道的精神本質。所以“ ‘易'之為道也,屢遷;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變所適”。


“易”為“道”,“道”通“易”,生生不息,變化不已,一切皆無固定不變之形式,一切皆于變化中生成。“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兇,吉兇生人業。”一切運動和變化都是由于事物內部矛盾所引起,而運動和變化導致舊事物的滅亡和新事物的生成。

所以“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資始”是指萬物萌生的依據,“資生”是萬物生長的條件,萬物具備了生長和發展的條件就會變化無窮,生生不息。所以,“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其形”。這里都強調了運動和變化是事物生存和發展的根本法則。


自兩漢以來,中國傳統精神的廣納博采,大量汲取了異質文化,諸如佛學、胡服等,并內化為漢文化的組成部分,呈現出華夏有容乃大、生生不息的文化大觀,并孕育著中華民族精神的新生力量,遠播四方,恩澤被遠,八面來朝,使中國成為世界上最繁榮的國家。這些皆可見中國人的“生化”思想,同時也是這種思想作用的結果。


也許人們并不以為,中國古代的發展實乃自強不息、生生化育的結果,然而近代以來的落后不能不說與其背離《易》道精神,轉向閉關自守、拒斥異己與自我優勝的心理有關。

這恰是我們學易之道的實質所在,即開放和改革,大力吸納別人的先進東西,包括思想和觀念,以促進自身的變化和發展,這就是所謂的“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正如毛澤東所說:“窮則思變。”當然“易窮”并非“易”的窮極或窮盡,而是指“易”道的廣遠、深沉,即當“易”達到一種新的境地,其變便是必然的,只有變才能通達和持久。


“變”是“化”的基礎和前提,“育”是“化”的結果。通過變才可將異質之物進行雜合,即化合,由此而培育出新的事物,從而使事物生生不息,持續發展。


在當前世界風云變幻、日新月異的大環境下,中國社會要想適應其潮流,跨入先進文明之行列,必須不斷引進和學習先進的東西,通過變化而轉為自己的東西。這樣才能不斷培育出適應發展的新事物,才能實現中國的現代化。因此,“唯變所適”,不僅體現了《易》道精神的實質,也是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根本條件。

4.至誠


無論是法則、合和還是化育,在社會發展的深層動力中都體現和取決于人的“至誠”態度。《周易》曰: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其原意性命雙修的次序,推而廣之,引申為究極事物之理性,推至其發展變化的規律,它體現了古人窮盡事物之理的精神,把握人類自身命運的意志。


所以,“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這里的“盡性”包含著兩個方面的意思:一方面是盡物之性,即探究萬事萬物之性,把握其運行規律,這可說是盡客體之性;另一方面是盡人之性,要求人要明心見性,如此才會忠誠于客體的本性,尊重客觀規律,一切依客體的本質要求做。人要有獻身的精神,孜孜不倦地探究事理,盡善盡美地修身養性,以達到天人合和,物我同體,架構一個天、地、人相存無礙,合和共進的宇宙秩序,這可說是盡“易”之性。


相比之下,盡主體之性比盡客體之性更為重要,因為人要有“外其身而身存”的精神,才能窮天理、盡人性。所以“勞謙君子有終吉,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厚之至也。……德言盛,禮言恭;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此意在謂君子能盡心盡職,方可得國安民,居位定勢。同時,至誠也是完美的理想人格,人能做到謙恭,就是德,在處理各種事務中,就能以大局為重,以國家和人民的利益為重,不謀私利。如此,便可得天時、地利、人和,達到宇宙、社會、人生的和諧統一。


至誠的《易》道精神在今天尤為重要,行于此便可避免人的行為對自然的破壞,諸如濫采濫伐等,所造成的生態破壞和環境的污染;同時,至誠于社會,謙恭人和,可以消彌無限的人欲和激烈的紛爭,創建一個人人自適、公平和諧的社會環境。至誠還可使個人處心如水,淡泊靜遠,而不至于在快節奏、高競爭的社會生活中焦慮煩燥、寢食唯危,而導致心理的變態和神經的壓抑。


總之,《易》之科學與《易》道精神構建了中華民族文化和文明的基本格調,形成了中國人的行為方式和思維特質。易學的長盛不衰,恰好表現了這種精神的延續和不斷升華的內在要求。它總是與時代相輝映,與需要相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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